特朗普政府主张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以国家面临紧急状态为由，直接对全球多国进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此政策不仅涉及对外经贸，更触及宪法核心问题：谁拥有征税与贸易规制权？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均认为，特朗普政府以IEEPA为名所征关税，超越总统法定权限，属于违法行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批评此举是权力过度膨胀，征税范围无限。特朗普政府不服上诉，最高法院拟于11月初快速审理。此案判决将对总统权力、国会授权及宪法分权关系产生重大宣示作用。
本案对美国宪政与未来行政权扩张具深远意义。在重大议题原则、宪法结构与分权原理制约下，即便最高法院由保守派掌控过半，全面支持特朗普在IEEPA下征关税的主张难以圆理。最高法院较可能做出折衷判决，授予总统有限、针对特定情境的关税权力，否定全面大规模征税的主张。
美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赋予国会对征税及对外贸易规制的专属权力，总统并无一般课税权或变动关税权。若总统欲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须有国会事前通过的法规或授权。传统上，总统在外交、国防、国安或紧急情况下虽享有较大裁量空间，但行使权力，尤其是具重大经济或政治影响的政策，仍须建立在明确国会授权基础上。模糊授权将削弱国会在财政与贸易政策的核心角色与问责监督功能。
特朗普政府主张IEEPA授予总统“管制”进口及“调整”进口交易之权力，但法案从未明文提及“征税”“关税”或“征收进口税”。在此文字框架下，法官解释时通常反推：若国会未清楚授权，不得将征税权转授行政部门。
IEEPA最初为冷战时期经济制裁与外国交易所管制设计，旨在赋予总统于国家遭受外国经济威胁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对涉外经济交易进行管制。它在实务上主要运用于资产冻结、进出口禁令、金融制裁等措施，极少用于课征关税。过去总统若欲对进口征税，多援引具体贸易法案（如《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第301条等），这些法案具较明确的程序与国会监督机制。IEEPA未在立法历程中被明确用作关税工具，因此法庭有充分余地拒绝扩张关税含义。
近年，最高法院在许多具重大经济与政策影响的行政行为中，已逐步采用“重大议题原则”作为宪法解释工具。该原则主张：针对具深远经济、政治效应或跨部门影响的重大政策决定，除非国会有极为明确的授权，法院应拒绝将权力默认给行政机关。重大议题原则的核心理由，在于维护国会在重大公共政策上的主权、避免行政部门越权滥用，及防止行政部门以解释模糊法案为由扩张自身。在IEEPA关税案中，这些关税牵涉进口配额、跨国贸易关系、对美国消费者与企业成本影响、财政收入分配与国库负担等，显然属“重大议题”范畴。若最高法院接受此原则，对特朗普政府全面支持关税权威的主张，将构成极大的法理障碍。
法理层面，特朗普关税案存在重重障碍，但预测判决须检视最高法院构成、个别大法官立场倾向，及司法哲学走向。目前最高法院由九位大法官组成，保守派六人占多数，自由派三人。保守阵营虽倾向给予行政机关较大空间，但不代表对总统滥权完全开绿灯。在行政法、宪法结构与分权原理问题上，即使保守派法官也常强调限制行政滥权与维护国会主导地位。涉及重大国家政策、外交与贸易案件时，最高法院过去常以“法理”为检查行政权尺度，而非仅依赖政治倾向。
最高法院很可能采取折衷式判决，既限制总统权力，又保留一定空间，并划设明晰界线与标准。具体而言，法院可能判定IEEPA本身未明示授权总统对所有进口商品征税，更不应赋予总统可长期广泛征税的权力；此类无限制征税违背国会授权清晰性要求与重大议题原则。同时，法院可能承认，在特定国家安全、外交或紧急威胁情况下，总统可在限定时期与范围内，运用IEEPA授权实施关税措施。
特朗普政府以IEEPA为依据推动大规模对等关税，是宪政结构与行政权范围边界上的重大赌注。若最高法院接受其主张，意味着行政权进入近乎无限扩张道路；若予以全面否定，则可能引发财政、市场与制度强烈震荡。在目前制度与法律脉络下，全面支持此权力扩张，几乎不可能成为最高法院首选路径。法院较可能采取折衷式裁判：限制总统在IEEPA下征税的范围，仅允许在特定紧急、国家安全情境下有限度行使，并要求与国会报告、监督、时间与对象限制等机制配套。
最高法院判决不只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判断，更是对未来行政权、国会授权与宪法分权体系的重塑。此诉讼可能成为美国宪政秩序的里程碑。法院若能在判决中适切划定界线，为紧急权与立法授权间的张力设下制度性节制，美国或许能避免迈向君主式行政体制；若法院选择放任行政扩权，则基于三权分立的宪法秩序将发生基础性改变，国会将重大权力让渡给总统，而司法的违宪审查权将威信大损。
作者是台湾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