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加沙的时任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下令发动致使12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251人被绑架的10月7日恐怖袭击之时，他很可能已预料到以色列会发动一场造成巴勒斯坦人惨重伤亡、令国际观察家震惊不已的报复性反击。或许这正是他的意图所在。
巴勒斯坦人的鲜血对西方舆论的影响力，或许是辛瓦尔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前主席阿拉法特那里学到的一课。在2000年戴维营峰会上拒绝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后，阿拉法特遭到国际社会严厉批评。但是，当2000年（由阿拉法特煽动言论所引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中，巴勒斯坦人受苦受难的画面登上西方国家黄金时段的新闻时，他很快重新赢得外界的同情。阿拉法特的首席和平谈判代表写道：“每日展现的血腥冲突场面使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受到重视”，而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宣传优势”。
当前西方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遭受的苦难的反应，则几乎肯定超出辛瓦尔最乐观的希望。西方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进步学者、和平社运分子、左派团体、学生和社会名流，以及伊斯兰分子，不仅强烈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也强烈反对以色列本身。这场日益壮大的“解放巴勒斯坦”运动，使哈马斯否定犹太国家生存权的以巴冲突论述，获得常态化和实质上的支持。
若非阿拉法特支持两国方案，他绝不可能成为西方进步派的宠儿。然而，哈马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两国方案的恐怖组织——却成了抵抗犹太国家的象征。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视犹太国家为侵略者和土地掠夺者，而非拥有与其他国家同等生存权的合法国家。那些始终无法接受犹太人力量异常存在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加入“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列。
面对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定居者殖民式”的以色列国被认为不值得同情，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装备精良的伊朗代理人向其城市和村庄密集发射导弹时，以色列也没有得到多少同情。以色列在拦截这些袭击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功，甚至可能招致更多敌意，因为这强化犹太堡垒在它本不该存在的地区中屹立的形象。
有人可能会对这一看法表示反对，认为西方的解放巴勒斯坦运动，只是对以色列在加沙的侵略性军事行动的回应，而这一行动无疑给平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这一逻辑有助于解释在2023年的一次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其中一位是犹太人）为何会辩称说，判断校园抗议者呼吁消灭犹太人的言论，是否违反他们的行为准则，要取决于“当时的背景”。
但是，与西方进步派的说法相反，反以色列运动并不能与反犹主义截然分开，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和伊朗的反以色列舆论影响运动，以及卡塔尔对北美大学校园反犹主义活动的资助。从美国民权运动到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其他（LGBTQ+）革命一直站在进步斗争最前沿的犹太人，如今却眼看一种“政治正确”形式的反犹主义渗透到西方公共广场。他们发现当自己最需要保护的时候，那些进步阵线中的盟友却剥夺他们像其他少数群体一样受到保护的权利。
感到自己被妖魔化并暴露在危险之中——这种感受也许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许多犹太人只能在反伊斯兰的民粹右翼（其中包括一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精神继承者）中寻求庇护。更根本的是，他们被迫在跟以色列划清界限，或全力支持这个犹太国家作为最终庇护所之间作出选择。反犹主义再次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助推因素。
但是，西方的“解放巴勒斯坦”运动也没有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任何好处。这点从它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的批判上就可看出来——西方进步派认为，计划旨在推进一个摧毁巴勒斯坦人的美国—以色列大战略。尽管“立即停火”和“结束种族灭绝”一直是该运动的主要号召，但这个促成停火（包括释放人质）的计划似乎并不重要。正如一位美籍巴勒斯坦社运分子所说，“让巴勒斯坦人摆脱战争恐怖的第一步”，很可能就是“让他们摆脱‘解放巴勒斯坦’运动”。
哈马斯成功地吸引一众外部观察家的同情（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无法描述以巴冲突的来龙去脉），从而强化自身的历史权利感和道德优越感。这值得那些巴勒斯坦人付出生命吗？以色列的贱民地位是否足以补偿巴勒斯坦人的永久毁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哈马斯将深感失望，因为它与阿拉法特一样，一直未能将西方的支持转化为真正的政治收益，而且也没什么理由认为这次会有所不同。
正如黎巴嫩裔美国中东学者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所指出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长期秉持着“世界欠”巴勒斯坦人一个国家的信念，认为“即便他们的领导人懦弱无能，这个国家也终将获得”。随着这场运动“被狂热所裹挟”，其政治行动便沦为“自焚式的行径”。
如果巴勒斯坦人要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抱有任何期望，他们就必须采取更加现实的做法。这意味着他们要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好，建立一个团结的民族运动（包括通过淡化哈马斯的有毒影响），并为了和平而接受痛苦的妥协，因为这个和平可能无法满足他们所有的正当要求。巴勒斯坦自决的理据无可辩驳，但细节决定成败，自2000年以来，想象中的未来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差距已成为一道鸿沟。把不可能之事当作不可或缺，只会使被占领者的悲剧永久化，正如占领者的自毁行为一样。
作者Shlomo Ben-Ami是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任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
英文原题：The West’s “Free Palestine” Movement Isn’t Hel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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