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在课堂上分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时，有学员问，新加坡不是也在说Singapore First吗？我答，黄循财总理提倡的是“我们为先”（We First），重点在于团结国人的力量。这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同样是喊“优先”，大国和小国的口号背后藏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含义？
一个口号反映大国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的内缩与强硬，另一个口号体现小国在乱局中凝聚民心、同心协力渡过难关的努力。通过对比，可洞见当今各国在内政外交上的不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国家命运和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
昔日倡导多元和自由贸易的美国，如今把国际关系视为零和竞技场，不再顾及盟友和全球公共利益。这种做法短期让一些美国人重拾自豪感，但长期看，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盟友信任流失。
“美国优先”作为政治口号并非特朗普首创，但在他手中变成治国纲领。特朗普认为冷战后美国这艘巨轮偏离航线：过度卷入他国事务，在全球化中“吃亏”，让别国占了便宜。他的答案很直接：向内收缩，让美国重新伟大。因此，他采取一系列惊人举措，包括退出多边协议等等。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再充当世界警察，而要做精明的生意人，精打细算自己的现实利益。
这一转向迎合相当一部分美国选民的心理。全球化的确让许多美国蓝领感到失落：制造业工作外流、小镇凋敝。“美国优先”戳中他们的痛点，难怪一呼百应。然而，这种民粹式的民族主义并非良方，往往伴随排外和对立，也加剧美国社会内部的撕裂。美国不同族群与党派的矛盾前所未有地尖锐化，一旦内部离心离德，“巨人”再强大也将步履维艰。
大国可以任性，但小国无法翻云覆雨，只能稳扎稳打，以守待变。“我们为先”正是在百年变局和新加坡独立60周年之际的冷静抉择。面对大国博弈、疫情余波和供应链震荡，小国别无退路，唯有以内部团结求生存，在风高浪急中为自己找到压舱之石。
“我们为先”的核心是社群凝聚、同舟共济，应对复杂挑战。新加坡虽享繁荣安定，也吸引全球移民，但社会凝聚力面临新考验：不同族群社群的联系有所淡化，身份认同碎片化和部落主义苗头隐现。建国多年来致力于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但今年选举中出现有人按宗教或族群界线鼓动投票的现象。这是危险的先兆，必须警惕杜绝，避免社会分裂成各自为政的小圈子。因此，“我们为先”首先要求国人超越狭隘群体利益，强化作为“新加坡人”的共同身份认同，而不是退回各自族群的小天地。这是一种包容的公民民族主义：以共同价值和命运为纽带，团结所有国民。
其次，“我们为先”意味着治理模式的升级，从“政府为你做”演进到“政府与你一起做”。新加坡政府高效能干，人民习惯于政府包揽许多事务。然而，随着问题日趋复杂、多元诉求增多，光靠政府单向发力已不足以应对。黄总理坦言：“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因此他倡导政府与民众携手共担责任，共同塑造未来。这要求每个公民发挥主人翁精神，为社区和国家出一分力，而不是一味等政府指示。
这种转变不但不会削弱政府权威，反而能激发更多草根力量和社会创新，使新加坡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更具韧性。例如，官方近年鼓励年轻人参与政策讨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甚至通过合并邻里组织，促进组屋区与私宅区居民的互动，让不同背景的人有机会交往合作。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全国青年理事会合作培养新一代领袖，人民协会明年也推行新计划，培训1000个社区协调员。这些举措都是在落实“我们为先”的精神，为新加坡稳健前行提供强大的内部动力。
不同选择带来的启示
“美国优先”和“我们为先”，一刚一柔，一外放一内敛，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思维，也为我们提供宝贵启示。首先，国家利益未必要靠对外逞强来实现。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或许能攫取一时之利，却失去长远的伙伴信任；相反，新加坡选择固本培元，增强内功，通过提升社会凝聚力，间接提高国家竞争力。这表明，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取决于军力和经济规模，更取决于国民齐心度和治理质量。向心力强的国家，遇到风浪时全民一心，比起内部四分五裂的巨人更能化险为夷。
其次，民粹主义煽动的狭隘民族主义并非治本良方。“美国优先”迎合部分选民的不满，却也助长排外思潮，使社会撕裂。新加坡经验表明，凝聚国家认同不须要制造敌人或排斥异己，而在于塑造共同愿景和价值观，让多元族群找到最大公约数。“我们为先”倡导包容和共同体意识，避免以牺牲少数群体利益来讨好多数的短视行为。这对面临民粹压力的国家是重要借鉴：真正有远见的领导人，不会火上浇油分化民众，而是广架桥梁团结民众。
再次，全球化时代小国的生存智慧值得关注。大国因底气充足往往我行我素，小国却须步步为营，如履薄冰。新加坡的做法是，当无法左右外部环境时，就强化自身以适应环境。“我们为先”表面看是内政理念，实则是应对乱局的一张底牌：只要国内稳如磐石，外部风浪再大，我们也能灵活周旋；反之，若内部离心离德，再小的风浪都可能让国家翻船。对许多处境相似的中小国家而言，这不失为一种启示：与其一味选边站队，不如固本强身，以内部团结抵御外部冲击，更持久可靠。
当然，这两种理念也并非绝对对立、水火不容。“美国优先”并不等于对内忽视团结，特朗普也鼓吹他眼中的“美国精神”；“我们为先”虽然着重内政，新加坡必要时也会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只是方式更低调温和。总体而言，“美国优先”强调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我行我素，而“我们为先”强调国家内部关系中的同心协力。前者若走过头，容易滑向零和对抗的歧途；后者则旨在塑造共赢共生的局面。历史终将评判哪种道路更契合时代潮流。
全球视野下的义利之辨
或许真正长久之道在于平衡好“我”和“我们”、利益和道义。美国须要思考如何在“美国优先”和承担全球责任之间寻找平衡；新加坡也要确保“我们为先”能深入人心、落到实处。借此观之，“美国优先”更多着眼于逐利，“我们为先”更契合于义，体现一种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儒家的智慧提醒我们：一味逐私利、罔顾大义或许能一时得逞，但终将因失道寡助而难以为继；反之，把大义放在前头，先公后私，才能真正利己利人，为国家带来长治久安和长远福祉。
总而言之，从“美国优先”到“我们为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当风暴过去、新秩序渐成，我们期待看到一个各国在照顾自身利益的同时，懂得合作互惠的新世界。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我”能孤立地繁荣，唯有所有“我们”携手同行，方能实现持久安定与共同繁荣。
作者是新加坡儒学会秘书长、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文化学术数码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