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5日，沉寂25年的台湾光复节，又重新成为放假纪念日。台湾光复，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盟军及中华民国受降代表陈仪投降，中华民国接收台澎金马治权，结束甲午战争之后50年的台湾日治时期。这一天，是1945年10月25日。
据闻今年的“台湾光复节”，是在民意长期争取之下，得以恢复成为法定假日——光复节是2000年陈水扁执政时取消的。否定台湾的“光复”，无疑与民进党把国民政府定性为“外来政权”有关。
今天，台湾光复节得到“光复”，诚然是台湾民众对脱离日治，重归中华的这段历史表示肯定。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人大常委会通过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重申“体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引起民进党政府的陆委会辩称“大陆政府和台湾光复日没有关系”，这使得原本在蓝绿之间的口水战，增添了一道红绿的齿印。不过，在脸书上纷纷扰扰的统独争议中，“90后”国民党籍桃园立委牛煦庭，却认为台湾光复日“象征着反殖民的历史意义，也承载着无数台湾人对自由、尊严与国家重生的期待与感情”。
在万里重洋之外的新加坡，本人对比岛国独立与台湾光复的历史，产生一些体会。
台湾光复是个复杂的过程。日治的原本秩序，因数十万国军与“外省人”的移入而带来改变。光复后不久频传的政府贪污行为、军政人员纪律败坏、民间经济受统制压挤、政府用台湾物资投入国共战争等等积怨，导致1947年的“二二八”血腥事件。
但历史是延绵发展的，确定今日“中华民国在台湾”政治形态的一件大事，是1949至50年间的国民政府迁台。固然，基于国共战争的因素，从1949年5月19日开始，国府颁布《台湾省戒严令》，延续达38年56天，但是从历史的回顾，国府迁台的建设良多。
首先，台湾曾是大清化外属土与欧洲开拓殖民地之处，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是让这里有了一个国家规模的政府、军队、社会组织与经贸运作。重要的是，蒋介石本人到了台湾，痛定思痛，对国民党和地方上的施政都进行深刻反省，也大加改革。在政党本土化之外，蒋介石也亲自把原来带有“党军”色彩的国军改组，实行军队国家化，这给以后台湾的政党轮替铺平道路。接班的蒋经国结束徒劳无果的“反攻大陆”，改以“革新保台”政策，并于1987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仍在实行之际解除党禁，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
照我看，尽管国府迁台后让国语（即新加坡所称的华语）取代日语的地位，恢复使用正体汉字，但中华民国在台湾实质性脱离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或新加坡所称的“脱殖”），应该是由1996年的总统与立法委员直选发祥。全民选举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新加坡在140多年的英国统治时期，伦敦派来的一个总督，就负责管理此间的所有政务。直到1959年实行自治，酝酿独立时，才开始全民投票。新加坡1965年正式独立迄今，60年来一共举行过14次大选。
全民选举是脱殖重要关键
议会选举的意义，在于代议士须在选民的授权下产生，且必须定期选举，即使冠病疫情期间，也要戴口罩举行。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在选战上政党间保持的是竞争对手关系，不是热战战场上厮杀的敌人。稍有不同的是，新加坡是在共和国宪法下举行选举，而台湾大选则是根据1946年最初在南京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而举行的。
有人认为，台湾在实行全民选举后很乱，比不上日治时期的生活，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日治时期，台湾无疑接受不少优秀的日本文化，正如新加坡英治时期的典章制度，我们都没有抛弃。但日治时期只有皇民化之下的台湾人才有上进的出路，尽管如此，皇民化家族的李登辉却只有在中华民国里面才能选上总统。再如民进党第一任总统陈水扁，在成为律师之前家里是三甲贫农，日治时期怎么会有此机会？
当然，新加坡的独立主要是通过本地精英与伦敦谈判而达致，“解放战争”始终影响不大，这点比起中华民国幸运得多。尽管如此，台湾的政党仍应以民众的福祉为依归，而不是比赛谁能挖出更大的疮疤，挑起更大的仇恨。静观台湾最近两回由绿营主导的大罢免，把在野党议员拉下马的数目结果是零，全军覆没，说明当初选出这些议员的民众决定，是必须予以尊重的。
最近，认为中华民国当时乃代表同盟国接收台湾，而未正式接收台湾主权之观点甚嚣尘上。其实，近年来一些英文的史家著述，都主张台澎金马在二战后归还中华民国，是1943年罗斯福、邱吉尔与蒋介石，即美英中三国领导人在开罗会议达致的协议，且如文首所述，也得到日本投降签字肯定。遗憾的只是，开罗会议并没有包括中国大陆电影海报中印出的毛泽东，而1945年中国政府亦无派出代表，参与台湾光复的庆祝仪式。
作者是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