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符婉月《受害者，还是加害者？》（10月30日言论版）一文，作者从广岛原爆遗址与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的参访经历出发，试图探讨“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循环”。她以“向攻击者认同”的心理理论为基础，指出受害者可能复制暴力，甚至变为新的加害者。文中还以耶稣、曼德拉以及韩喆凯父母的宽广心怀，来呼吁以爱与包容化解仇恨。从文中能看出来，符老师为人善良，情感真挚，但若从东亚与新加坡自身的战争记忆出发，却感觉此文存有道德与历史盲点。
此文极不恰当地将广岛原爆遇难者与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并列，再进一步引申到当代巴勒斯坦平民与校园霸凌个案，意在说明所有苦难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爱着和被爱着的，跟你我一样的人”。
然而，这种“苦难等值化”正是此文最容易被人们错误接受的部分。犹太人在纳粹系统性屠杀中无辜受难，是种族清洗的受害者；广岛平民固然可怜，却是发动造成亿万无辜平民被杀的侵略战争的国家体制中的成员，他们的苦难当然也值得同情，却不应与无辜被杀者的苦难相提并论。若将侵略国的平民与被侵略国的受害者并列为“共同的悲剧”，就模糊加害与受害的边界，也削弱对历史的道德判断。这样的论述，在情感上固然显得大度宽容，实则在伦理判断上严重失真。
以新加坡为例，1942年占领星洲后，以“日本平民”组成的豺狼之师，在短短数周内就屠杀了数万手无寸铁的华人，妇孺也概莫能外。这场“肃清”大屠杀并非是偶发的战乱悲剧，而是一场系统性的种族清洗。这些华人受害者并非士兵，而是普通教师、医生、学生、商人，是毫无抵抗能力的普通人。对新加坡而言，“肃清”的血，不仅是国家记忆中的伤口，更是一个道德坐标：它提醒我们，历史上存在着主动加害与被动受害的本质性区别！
符文提到的“向攻击者认同”理论，原只能用于解释个体心理创伤的复制现象，绝不能无限套用到民族与国家层面，因为这会导致危险的“去政治化”逻辑。如果简单地将一切加害都解释为“受害后的反应”，会导致两种错觉：一是加害者的暴力也可以被同情（像不讨论日本在他国更为残酷的暴行，而只谈日本普通民众也是二战受害者）；二是受害者的愤怒反击，反而被指责为报复心重，没有宽容之心。这种模糊化叙事，在东亚历史的脉络下尤其值得警惕——它让“广岛的泪”掩盖了“新加坡肃清的血”，让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在情感上看似平等，从而消解发动战争者的滔天罪恶。广岛受害者的罪魁不是美国的原子弹，而是日本主动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
文中提倡“以德报怨”，姑且不提这不是孔子本意，孔子本就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真正的宽恕必须建立在正义伸张之上！曼德拉之所以能原谅，是因为南非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有制度性的清算。韩喆凯父母虽然主动表达宽恕之情，但凶手仍被公正地审判并获刑多年。如果在正义不能得到伸张之时而侈谈宽恕，就只会成为让受害者替加害者卸责的虚伪温情。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钟声固然动人，但我们也应回望那些被“肃清”者的无声呐喊。和平，不是建立在主动遗忘加害者罪恶的爱与宽恕，而是建立在记忆的清醒。真正的和解，不是模糊善恶，而是让善恶在记忆中更加分明。我们不能在温情脉脉中滑入历史相对主义的陷阱，因为它会以普世的情感，遮蔽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的结构性暴力，更容易以个体的饶恕，来取代制度性正义的申张。
符老师在情感层面，真是宅心仁厚，但在思想层面，却有点接近“无差别的同情”。回望新加坡国族历史构建中最为惨痛的一页，我们能记取的深刻一课就是：只有当我们清楚地分辨出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宽恕才不会沦为遗忘的另一种形式。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