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有三次机会参加跨语言、跨族群的文学与文化活动。
一次是4月26日在书吧（Book Bar），一次是5月31日在城市书房，最近一次是10月25日在月眠艺术中心（Goodman Arts Centre）的茶话会。三场活动都与文学相关，却让我看到一个更深的主题：语言如何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连接、理解与共生的桥梁。
在书吧举办的活动是作家海凡的小说集《可口的饥饿》（Delicious Hunger）英文版发布会，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语言的并行与交汇”。活动主讲人海凡用中文，主持人陈志锐中英文切换，现场配有英文翻译字幕，不同族群的读者共聚一堂。中文原著被译为英文，两种语言流动穿插，思想与情感在翻译之间流淌。
那天主讲人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一起，但跨语言的互动非常罕见……今天，两条平行线正在交汇。”的确，在新加坡社会，我们早已彼此共处，但跨语言交流依然较少。当天的活动就像在文字与文化的河流之间架起一座桥，让人看到不同语言背后的人文共感。
第二场活动在城市书房，主题仍是《可口的饥饿》英文版，却更学术化一些。对谈者包括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昭程、译者程异与海凡。整体上英文主导，偶尔的中文发言也会被即时翻译。也是多族群聚会，感觉年轻读者更多。现场不再是翻译补充，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中英共存氛围。语言转换流畅，没有违和感。那种互通的空间，仿佛正是多语社会应有的文化气质。
10月25日的第三场，是由新加坡书籍理事会执行董事潘志云、新任主席陈志锐主持的茶话会，约30位写作人或编辑出席。不同语言源流的作者、编辑与研究者坦诚交谈，话题涉及创作、出版、书籍市场，以及“作品如何走出去”。即使语言不同，但写作与表达的共鸣，让每位与会者都能找到联结。
事后我再翻阅《联合早报》5月30日的报道，陈志锐在出任书籍理事会主席前说，希望“利用科技，让不同族群的国人越过语言隔阂，加强彼此文化上的联结”。那场茶话会，应该是理念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三场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每一场都带来语言边界松动的迹象。我们常说新加坡是多元社会，也即多语社会，但实际上，多语言往往意味着“并行存在”，而非“交叉互动”。
许多国人能说多种语言，却往往在公共文化空间中选择单一语种；不同语言的作家群体、文学社群，也常各自为“阵”。因此，能让不同语言的作家、读者和译者共处一室，本身已是一种进步。它不只是形式上的多语展示，而是一种文化姿态的调整——从自我表达走向共同倾听。
尤其是在文学领域，这种交流具有象征意义。文学不仅是审美创作，更是一种跨越的行动。一次翻译、一场双语对谈，都是在说：你的语言，我的语言，都是我们共享的文化图景，都在其中“展现历史的担当以及文学的意义”。
语言的意义不止于语言
语言并非孤立存在。它承载的是一整套文化感知方式。当不同语种的人坐在同一个空间，讨论文学、历史与情感时，交流的其实不仅是文字，而是世界观与生活方式。
在书吧的英文观众中，我看到他们对“雨林游击”与“饥饿记忆”的专注；在城市书房的年轻读者里，我感受到跨语思维的自然切换；在书籍理事会的茶话会中，我听到来自不同语种的创作者，共同谈论“如何让作品走出去”。
这些对话，正是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11月的作家节将会有一场跨语种作家座谈——由英文主持，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作家共同发言，并设现场同声传译。我打算前往聆听。这或许将成为我今年第四次，也是更具象征意义的一次跨文化体验。
这些跨语种活动非常值得肯定，但更理想的状态是：让语言交汇成为新加坡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在阅读平台、学校课程、书店策展、社交媒体等，都能看到不同语言源流的作品互相映照，交流共进。
当语言不再是界限，而是窗口；当翻译不再只是转译文字，而是传递理解，那时我们才能懂得：多语社会的精神，是除了讲几种语言，更多是在交汇中倾听不同语言里的世界，感知彼此的文化内核与大同，进而真正达到各族群之间的完全包容。
作者是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