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翻检南洋大学档案时，我注意到颇奇怪的批评——有人指责南大教师多持美国学位而少英国学位。若说南大师资不如公立的大学尚可理解，但得知当时新马地区竟不承认美国学位，仍让我讶异。后来读到王赓武教授的回忆录写道：“我们为什么去英国？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学位不值钱。”我才发现，这不仅是个人偏好，更是一段制度与文化的历史遗迹。
1970年代前的新马，即便你拿了哈佛、耶鲁博士学位回国，也难在政府或大学里找到职位。因为南洋地区政府不承认美国学位，社会舆论也普遍只认可英伦的大学。
早在1924年，陈嘉庚兴办的厦门大学就发生过类似风潮。当时的校长林文庆及秘书孙贵定都是爱丁堡大学博士，校内就风传孙贵定公然歧视美国学位。这种风气延至战后，殖民地政府也迟迟不肯承认美国学位。因此自1950年代中期始，本地的留美同学会每年都会上书，恳请官方承认美国学位。1957年2月，首席部长林有福虽宣布会加以考虑，但一直雷声大雨点小。直到1960年初，美国驻马来亚大使拜因顿（Homer M. Byington Jr.）在公开演讲时，还说承认美国学位之事复杂，要解决仍“有待时日”，原因是“美国与马来亚两国政府及职业制度之不同”。
在此后数年中，留美学生团体就此不断与新马政府抗争，至1964年7月，马来西亚铨叙局主任东姑莫哈默还在书面文告中提到：“政府目前正在严密考虑承认美国学位的问题。”当年10月，马来西亚政府决定拟定“美国大学与医科学院的名单，以便承认它们的医科学位”。但至1965年10月30日《南洋商报》刊登政府澄清，仍表明：“美国所有大学现时尚未获得星马正式承认，这是相沿过去的习惯。一向星马是英国的殖民地，自然是跟着英国一道跑。”至1968年9月为止，共有约200余新加坡学生在美国大学深造。当时的公共服务委员会提到“美国学位承认将个别受考虑”，此后情况才逐渐改观。
香港也有同样情况，至1971年初，香港政府仍称公立机构招录时“完全不接纳美国学位”，原因是质量不行。故退而求其次，“考虑美国硕士学位资格与英国大学学士学位资格相等”，即便这种降等的做法，香港当时也只是初步考虑。
共和联邦国家间的学位互认，依托于帝国考试局和外部学位制度，而美国大学各自独立，不受中央管理，故水平参差不齐。对崇尚统一标准的英式官僚体制而言，这种自由放任的高等教育模式令人不安。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化与权力的等级意识。在殖民时代，英式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身份的象征。掌握标准英语、拥有英国学位，约等于握有社会阶层晋升门票。美国学位之所以不被承认，同样是因为它挑战英国学术权威的地位。
另外，当时新马公务员制度、医生律师等执业认证，也依照英国标准执行，而美国的法学或医学学位体系不同，自然无法获得承认。说到底，这已非学历问题，更是知识权力与帝国统治力的延续。英国殖民教育系统的核心，是以伦敦为标准、以牛津剑桥为象征的正统知识体系。它不仅塑造教学制度，更深刻影响殖民地人民对学术与社会权威的想象。美国大学虽于战后迅速崛起，拥有更自由的研究环境与更强的科研实力，但在共和联邦世界，它仍被视为没有文化底蕴的暴发户。
1970年代后，这种状况方渐改观。此后旧殖民地独立意识增强，再加上留美学生增多、科技导向政策兴起，美国大学的地位迅速上升。世界知识的中心从英伦转向美国，也预示着英帝国教育与文化时代的终结。
回看1950年代的新马学位承认风波，不难发现它真正揭示的，是殖民遗产在社会与心理上的延续。当时，新马社会质疑美国大学水平，乃是被一种根深蒂固的殖民等级意识所支配。但历史的走向终究会推动新旧权威的更迭。这种转变也提醒我们：知识的中心从来不会固定，学术权威也会随着时代与权力结构的变化而转移。我们如此观照过去，或可洞悉未来。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