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人对本地涉日言论反应强烈。这种情绪化的反应，与不同国家对二战历史叙事的差异、中国的地缘政治焦虑与社交媒体的炒作机制都有关系，最关键的是对战后日本的东南亚政策缺乏了解。
由于侵华日军自甲午战争始就长期侵略中国，反日记忆就构成中国的民族叙事，也是国族认同的基础。战后中日分属不同阵营，因此只要中美关系生变，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就会成为中方鞭挞的对象。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记忆则偏向于单纯的“历史教育”，并接受战争赔款与经济合作来实现民族和解。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对日据时期的历史有惨痛记忆，但他也以宽广的胸怀，推动新日关系的正常化。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记载李先生接见日本客人时说：“我们不能老是受历史牵绊，必须往前看，消除双方的疑虑。”其实1980年代中国领导人也持同样观点。这种务实主义态度，是东南亚与日本关系的主轴，至少没有对日政治长期情绪化的现象。
故而评价日本是“东南亚最受欢迎大国”，是指它不带政治附带条件的战后长期经济、技术与投资援助所奠定的友好关系，而非对战争史的道德评价，更非在中日间选边。在舆论快餐化的今天，对黄循财总理意见的理性叙事根本无法传播，情绪化的片段剪辑与煽动反而容易爆红。
其次，韩战爆发为日本外交带来重大转机。经过多轮谈判，在美国斡旋下，东南亚国家接受日本各种形式的战争赔偿方案，也开启对外经援的序幕。1954年日本加入对南亚与东南亚经援的“科伦坡计划”，通过资本与技术外援，日本很快巩固对东南亚的正面影响。1957年岸信介组阁后，在访美前实现访问东南亚，并确立“做亚洲一员”的外交原则。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但通过雁行战略，让东南亚地区普遍受益；到1977年福田赳夫内阁时，更确立完整的东南亚政策：即全面推动与亚细安的平等合作。因此大量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使东南亚与日本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迅速升温，也带动人文与社会交流。至今日本依然是东南亚民众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故黄总理提到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受欢迎，是与日本对此区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有关。相对而言，中国与此区域间的关系正常化与经济合作，则要晚数十年。
中国的激愤舆论也反映地缘政治上的深层焦虑，很多人总喜欢用“阵营政治”理解外部表述，中美对抗也成了分析国际事件的基本框架。涉及日本的任何正面评价，都被自动转换成“站队美日”。再加上中日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之争，以及日本客观上未进行德国式的深刻反思，并在教科书、靖国神社、慰安妇等遗留问题上，依然与邻国存有争议，这些都让中国社会难以真正“放下”。因此二战问题在中国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会被现实政治无限放大。
了解这些背景，方能理解作为亚细安小国的新加坡外交的核心：不选边；不卷入大国冲突；也主张国际关系的和解与区域平衡。作为小国，在建国初缺乏资源、无腹地与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接受日本战争赔偿并和解是务实的战略逻辑；这和改革开放之初面临同样困境，而与日本保持蜜月期的中国类似。
对小国而言，最担心的是亚太出现任何形式的单极化，使亚细安被迫站队，从而失去战略回旋空间。就现实而言，日本也是目前维持东南亚长期稳定，且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大国。这些都是中国民众难以理解的别国处境。
在过去的诸多场合，也包括回答西方媒体的尖锐质询时，新加坡同样在各种场合称赞中国，强调中国的重要性，也公开支持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欢迎它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强调中国是亚洲稳定不可或缺的一环，并公开反对遏制中国的企图。因此只看赞扬日本在亚细安的论述，却忽略诸多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公开支持，就是选择性误读，也无益新中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