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受新加坡社区基金会邀请，出席一场主题为“基业长青——传承遗产，守护世代”（Built to Last——Sustaining Legacy and Stewardship Across Generations）的财富传承英语讲座。讲座汇聚企业家、法律及金融界代表，探讨的重点不是财富如何分配，而是制度如何完善、责任如何延续。
这个题目让我印象深刻且深有感触。在中文语境中，我们谈“传承”，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财富、产业或地位的延续；而在英文中，“Stewardship”一词，原意是“受托管理”，应用到财富传承中，它所传达的精神，是财富的持有人并非永久的拥有者，而是被赋予管理与延续责任的人。财富与资源的真正价值，更在于被妥善管理并代代传递。
这种思维的转变，也许正是家族、企业乃至社会得以“长久存在”的关键。
在家族层面，这指的是财富的管理权，而非占有权。在许多华人家族中，创富一代往往是“从零到一”的英雄。他们靠勤奋与远见积累巨大的物质成就，也因此更倾向于紧握控制权。然而，从财富传承的角度看，能让家族长久延续的，从来不是财富数字，真正的挑战并非“财富能留给谁”，而是“管理的能力能否延续”。
“Stewardship”强调的，恰恰就是管理权的托付，而非所有权的执念。在成熟的家族体系中，很多创始人会逐步建立治理结构，通过信托、家族宪章或基金会等制度安排，将财富管理制度化，形成“有人决策、有人监督、有人执行”的分层结构。这样的设计，不是削弱控制，而是让家族财富从“个人意志”转化为“制度治理”。
在新加坡的家族信托与家族理财办公室制度中，这种“受托式治理”被具象化为法律框架。通过专业受托人、独立投资顾问与合规机制，家族的财富得以由制度而非个人意志延续。当创富一代能以“管理人”的心态看待自身的成就和财富，传承便不再是简单交棒，而是责任托付。
从创始者到“受托管理人”，同样的精神，也适用于企业。
在亚洲，家族企业占据重要地位，却普遍在第二代或第三代交班时面临困境。问题往往不在继承人的能力，而是创始人未能建立“管理而非占有”的传承机制，未能从“掌控者”转为“受托者”。
在企业的语境中，“Stewardship”意味着创始人并非财富的最终持有者，而是受托代表团队、股东与社会，共同管理一份事业。制度化的董事会、家族信托持股架构、基金会型股权安排，都能在治理上实现“可持续的掌控”。当企业的成长与利润被视为公共成果时，权力的行使便必须伴随制度的制衡。这也是现代公司治理的精神所在——唯有股权、经营与监督分工明确，企业才能真正“Built to Last”（基业长青）。
相反，当企业被过度个体化时，决策往往随情绪而动，战略缺乏延续性。许多亚洲家族企业在创始人离开后迅速式微，并非缺乏资金，而是缺乏“Stewardship”的文化，没有建立“谁来管理”和“如何治理”的长久秩序。
因此，企业的传承并不是权力的移交，而是责任的接力。这份责任，既包括对员工与合作伙伴的承诺，也包括对企业社会价值的长期维护。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既是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资源的管理人。
每个人都是社会财富的“管理人”
当“Stewardship”扩展至社会层面，它就成为一种公共精神。
成熟的社会，不仅在财富的积累中追求效率，更在资源的循环中建立信任。制度的力量，在于把善意与责任制度化，让个人的慷慨不随代际消失，而以结构化方式延续。
在新加坡，慈善信托、社区基金会、永续捐赠基金等机制的存在，正体现这种精神。它让个人的财富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循环：企业家在成功后设立基金支持教育与研究，家庭通过基金会支持弱势群体，普通公民通过社区项目贡献时间与专业。
这种由个人延伸至社会的“Stewardship”，让财富超越个体层面的积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在更广义的层面上，每个人都是社会资源的管理人。我们所拥有的机会、知识与资源，并非永远属于个人，而是来自社会、也应回馈社会。
这种心态的转变，能让社会更平衡、更有韧性。当“管理责任”取代“绝对占有”成为主流价值时，社会财富的分配与传承，也会更加健康。
无论是在家族、企业，还是社会层面，财富都只是表象。真正决定传承能否延续的，是背后的制度与心态。家族信托的制度、企业治理的架构、社会公益的机制，本质上都是在寻找同一个答案——如何让财富与责任同时延续，并让信任得以代际传递。
“Stewardship”提醒我们：财富的拥有是暂时的，责任的传递才是永恒的。在一个法治健全、制度完善、重视治理的社会中，财富不只是增长的结果，更是信任的延续。当个人的意志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架构，当制度保障了责任，责任便能托起价值。这才是传承最深的意义。
作者是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 / 信托规划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