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上周释放出要防止“返乡滞乡”的信号，结果消息一出，舆论开始沸腾：有人说这是在限制老百姓回乡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稳住地方上的脱贫成果、避免返贫的必要之举。
事缘中国农业农村部11月13日在云南楚雄召开一场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稳一防”。
“两稳一防”指的是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稳定其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
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促就业专项行动，避免出现规模性返乡滞乡。
“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一表述在中国官方文件中并不常见，因此会议内容曝光后，迅速在网上引发讨论，不少网民将这理解为官方“阻止返乡”。
所谓返乡，是指城市人口反向流动至农村，滞乡顾名思义则是形容因缺乏就业机会而长期滞留农村的现象。虽然公开资料中尚未看到“规模性返乡滞乡”的迹象，但官方在高层会议中专门点出，显示这一问题已被认为具有潜在风险，需要提前预防。
事实上，这种趋势并不难理解。在经济下行、中小企业倒闭、就业困难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感叹“在城市累死累活，每个月挣3000元，不如回乡种地、做自媒体”。
因此，一些网民质疑：“现在找工作这么难，在城里失业难道也不能回家吗？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不少人也认为，相比城市的快节奏和高生活成本，乡村反而更有“性价比”：种地有补贴、养殖有扶持，生活成本低、空气质量好，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吃穿也不用发愁。
网上随即出现一种推测：若大量人口返乡，可能导致城市房产被抛售、岗位出现空缺、消费持续减少，进而削弱经济活力，政府因此会担心出现“返乡潮”。
另一方面，部分网民也认为有关官方口径稍显突兀，因为这与半年前仍在全国推广的“返乡创业”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文秀指出，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超过1200万。中国人社部部长王晓萍也在3月强调，要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以更好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中国国家发改委就业司9月还在湖南平江召开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现场会，要求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量质齐升”，形成“人才回归、资金回流、项目回迁”的良好局面，从而带动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据《湖北日报》报道，今年前10个月，湖北新增返乡创业市场主体9万5400个，同比增长51.43%，带动就地就业24万5300人，同比增长30.99%。
由此可见，官方本来是希望通过城市人口返乡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不过，返乡若达到一定规模并出现躺平式“滞乡”，不仅无法吸纳就业，还可能反向加重社会经济压力，这显然不是决策层希望看到的局面。
返乡等于返贫？
况且，并非所有“返乡”都能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正向力量。据财新网报道，规模性返乡滞乡的主体是因就业困难被动返乡的务工人员，而非主动返乡的创业者，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通俗来说，官方不愿看到的局面是：务工人员返乡并非为了创业、投资或带动当地经济，而是在城市就业受挫、无奈之下回到家乡。他们回到农村后，往往难以找到稳定工作，不仅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农村就业机会不足、收入偏低等原本就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这类务工人员大多学历不高，在城市主要从事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随着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建筑业就业尤受冲击，中国数千万依赖此行业的农民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至2023年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减少了976万人，其中，单在2022至2023年就减少了650万人。此外，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7亿人，建筑农民工占比15.4%，较2021年的19%明显下降。
2025年以来，多地返乡农民工数量显著上升。例如，湖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县衡阳县在春节前后多达18万3000人返乡，其中超过4万人未能按时返岗。
在官方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在2020年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创造了高层所谓的“人间奇迹”，关键在于近3000万脱贫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获得了稳定收入。可如今，这些人若在城市失业后返乡，就无法再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极可能重新陷入贫困，之前大力宣传的全国实现脱贫，就难免显得是镜中花水中月。这或许是官方要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的背景所在。
而返乡滞乡的根本原因，并非个人能力或意愿问题，而是结构性经济矛盾。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明显。中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2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万零133元，远低于城镇居民的4万9283元。对许多家庭而言，不外出务工就意味着收入骤减，甚至没有收入。
但在经济放缓的当下，城市工作岗位减少，务工人员不得不回乡。要真正缓解“返乡滞乡”现象，根本在于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指出，全面振兴城市民营经济，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是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滞乡的根本路径。
他认为，建筑业低迷后，务工人员的就业将更多依赖城市发展和治理体系的扩张性安排，因此城市需要扩大就业，并主动创造适合农民工就业的岗位。
胡锡进还呼吁，城市应承担起带动农村发展的责任，“巩固中国城镇化大潮中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大格局”，从源头解决返乡滞乡问题，让农村的发展更有质量、更可持续，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归根结底，“返乡滞乡”暴露的不是个体“躺平”，或对城市生活失去兴趣，而是城乡在就业结构、经济机会、公共服务等层面存在的深层失衡。政策的出台固然是回应问题的一种方式，但药方是否有效、是否符合现实需求，最终仍由社会和民众用自己的选择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