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加坡建国60周年，《信天翁档案》的出版，为我们重新审视国家诞生过程中的政治抉择，也让“身份认同”这个问题浮现在眼前。这些由建国元勋吴庆瑞博士当年整理的档案，记录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曲折过程，个中的人物关系、政治考量，还有当时的国内与国际局势。档案也展现了当时领导人如何逐步思考：新加坡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
对于今日已知结局的我们而言，这些历史似乎理所当然，但对身处危局的建国元勋来说，彼时每一步都关乎新加坡人的未来，也深深影响一个新兴国家身份的雏形。
《信天翁档案》最让人感慨的，是吴博士在动荡年代的心路历程。情感上，很多建国一代领导人其实在身份认同上是偏向于马来亚的，因为他们可能在半岛的不同地区出生、成长、学习或生活过，也有很多亲戚遍布马来亚。对很多当时的新加坡人民而言，加入马来西亚也是自然的选择。
然而，1963年至1965年接连发生种种的政治摩擦，让吴博士逐渐意识到，新加坡并没能完全融入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加坡原有的领导团队也和首都吉隆坡的团队有一些理念上的不合。
他因而冷静地分析出另一个可能：让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并非轻松的推论，而是在巨大压力下作出的现实判断：摆脱困局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独立后的国家能否生存、人民能否凝聚。
独立后的日子，国家生存变得至关重要。建国元勋不只须要带领新加坡走出政治困局，更须要让人们真正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的身份。
毕竟，种种的历史轨迹显示，新加坡这个小岛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更像是个意外。岛上的人民来自很多不同地方，有马来半岛各个地区，也有从世界其他角落到新加坡寻找新生活的移民。
可想而知，想要让这个新成立国家的人民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并共同努力，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在塑造“新加坡人”这个身份上，建国一代领导团队下了很大的功夫。发展中的新加坡非常注重人民教育水平。他们时常会强调，新加坡并没有天然资源，因此没有试错的权利，而团结一心的新加坡才能够冲破资源匮乏和弱势小国的双重劣势，创出一番成绩。这种破釜沉舟的精神，影响了新加坡一代又一代的人。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建国一代留下的印记。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与亚洲新闻台的一项 《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显示，国人越来越能够勾画出新加坡人这个身份的意义，也觉得新加坡比起10年前更有国家认同感。更有多过九成的受访者说，他们以身为新加坡人而感到骄傲，并对新加坡有很强的归属感。
新加坡并不符合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国家建立的契机可谓是时代变迁中的偶然。我们也没有单一的民族，没有共同语言，甚至在建国初期没有统一的身份证件。在60年后的今天，能够让多数新加坡人拥有如此清晰的身份认同，绝对不是易事。
但是，我们对“新加坡人”这个身份的认知还是浮于表面。当被问及什么是新加坡人的特征时，注重教育和“怕输”（kiasu）位列前二。不可否认，很多新加坡人会非常认同这样的形容。但是，这些还不足以形容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更没有办法体现一个群体对于国家的归属感。
毕竟，一个人年过60，对很多人来说算是有生活阅历的人生前辈，但60年对一个国家来说更像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尽管在身份认同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但还是和其他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有很大差别。许多国家的共同情感与文化记忆，往往须要长时间累积。新加坡的国家叙事仍在形成，我们的身份认同也仍在深化。
这并不是我们能轻易追赶上的。独立初期的一些画面，例如建国总理李光耀宣布独立的电视广播，已成为新加坡历史上重要的一幕，也深深影响了那一代人。建国一代领导人已完成他们的使命，让新建立的新加坡有了一定的根基，而接手的新一代领导人也继续努力让国人搭上迅速发展的列车，让我们这个小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在这个建国60年的节点，我们如果回看来时路，会看到之前的60年在建国元勋带领下，新加坡人是如何有勇气地、慢慢协力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
对于生长在这个国家的年轻一代来说，这些经历只能从历史资料，如这次的《信天翁档案》中看到。我们并没有亲身体会。但是，这些事件却塑造了我们成长的社会框架。
60年后，今日的挑战已与前人不同，但冷静判断、勇于求变、敢于承担的精神，仍是我们最重要的传承。未来60年，则由我们继续回答那个60年前尚未成形、如今依然重要的问题：“成为新加坡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者是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