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参与新智文教读书会为纪念成立40周年而办的读书会，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等的代表齐聚分享。我看着他们事先提供的精彩题目，犹豫着自己还可以贡献什么？最后，决定诚实地向大家坦言自己经历过的一个忧虑和多重思考。
那时刚刚从台湾的大学毕业返新，从最自由放任的学生时代投入最规律化的国民服役，甚至几乎是从积极提出质疑到完全地遵守服从（而且我还是须要维持绝对秩序的警官）——我经历了人生相当重要的一次自我怀疑。记得当时我自问，在高度制度化的新加坡，身为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分子应该或者还可以往何处去？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许多年轻人在步入社会时都会有的疑惑，但却相当确定这大概不是大部分社会新鲜人敢真正追问下去的问题。对于许多人而言，大学教育后的路径似乎被既定的工作和社会期待牢牢框定：获得专业知识、找到稳定工作、融入机构按照标准作业程序（SOP）运作，然后在安稳与绩效（KPI）之间，寻找可接受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然而，我记得当时更为困惑我的是，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不该仅仅是生存生计与职业抉择的问题吧，而是更深层的——在高度制度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二十出头的我感受到的一个核心焦虑是：读了这些书，会不会到最后只是纸上谈兵，具备这些知识以后，我们究竟能为社会做什么？我老觉得先辈和长辈的使命似乎是毫无疑问地清晰——下南洋的就披荆斩棘白手起家，二战期间就奋勇抗日保卫家园，独立后即在百废待兴中勤奋建国。到了我毕业的1990年代中后期，新加坡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准第一世界国家，国人最大的使命或许都已经是创造财富，谁还会真正在乎没有钱字旁的理想和莫名其妙的“位置”？
正是在我那个彷徨无助的时期，在那个比较缺乏公共讨论空间的年代，我遇上一群自发组织了无名读书会的年纪比我稍大的年轻人，不定期地在咖啡馆聚集，在某某人家里碰头，然后老老实实地阅读并讨论。其中一本深入阅读的小书是萨伊德（Edward Said）的《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这本书之所以“震撼”至今，不只是因为它提供了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论述，更因为它为我照出了新加坡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一个秩序严密、规范明确的体制中，知识分子应当如何自处？萨伊德提出的答案简单却犀利：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站在权力中心，也不是远离尘嚣的隐士，而是位于边缘地带——在体制之外保持独立判断，在体制之内保持仁爱良知。问题随之而来：在新加坡，谁真正站在“边缘”？我们拥有知识分子的“知识”，也似乎顺理成章成为大社会／大体制的一分子，有理想也大概有良知，但要立足何处，发挥个人的价值？
严格学术制度如何产生公共知识分子
因为领取的是政府奖学金的缘故，我毕业后才完成国民服役，然后必须履行合同成为一名教师。当教师即是公务员，意味着直接进入国家体制。八年教师生涯虽然并非处于权力核心，却仍属于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我自问所谓的理想会否在长达八年的行政流程、绩效评估以及制度化的工作中逐渐磨损或改弦易辙呢？特别是身处国家体制内，我还可能成为萨伊德所谓的“边缘地带”知识分子吗？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只是工具，不能仅仅以功能定义，而应具有思想与判断。下班后持续阅读的萨伊德、傅柯、尼采，甚至庄子成了持续探索答案的方法。
离开学校体系、进入大学后，情势却变得更加复杂。大学当然是强调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但严苛的世界级大学的升等和生态，使得年轻学者几乎无从谈起“边缘性”。大概是全球最严苛之一的升等制度，让学者必须铆足全力追求制度认可的标准，而且面对“非升即走“的压力。我所认识的学者无一不倾力投入项目申请、论文写作、产出绩效——介入社会？那真是行有余力了，但究竟有几人还有余力呢？正面来说，如此严苛的升等标准当然有助于把我们的大学推升至名列前茅的世界顶级学府，吸引全球的学生与学术人员聚集狮城。然而，在这样严格的学术制度下，大学里头的学术人员是否还有余力真正追求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又有几人能够在忙碌的研究、教学和服务工作以外，对社会议题、现象与不公提出批判、积极进言、正面反馈，甚至牺牲个人时间与精力义务投入社会改进运动呢？
当升等终于成功、稳定的终身职终于安全上垒之后，学术人员是否就自然回到传统的轨道：继续在研究室里头研究、继续写书、继续追求更高的学术级别。从体制逻辑来看，这完全合情合理；学术著作当然也有可能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但若从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呢？
在新加坡的文化史上，戏剧之父郭宝崑先生（1939-2002）是少数能明确体现“在边缘中凝视中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屈指可数如作家英培安、公共政策学者马凯硕、历史学家王赓武等）。从郭生的理想主义到他的终身实践，从每一部戏剧创作、演出，每一篇论述和演讲，无不站在独立的边缘位置提出个人小我回应体制大我的可能，甚至他出版的戏剧作品集都取名《边缘意象》（也翻译成英文版Images at the Margins）。这种种皆象征他对权力结构的清醒观察，一种不进入权力核心，却从边缘对核心提出最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的模范。
问题是，在郭宝崑先生等人之后，我们是否能够培养出下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现今的新加坡，能被点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确实不多——这究竟是个别当代现象，还是结构性的危机？繁忙的工作和学术生态、不够蓬勃的公共讨论空间、过于务实并重视绩效的生活习惯与环境，都不断把知识分子推离“边缘的位置”，让他们逐渐成为制度机器中的高效零件。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发声、参与公共讨论、加入社会和民间组织、撰写社论或文章、在独立视频中发声，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逆流而行”的选择，一条少人走之路。它带来孤独，因为大部分同行不会选择这条路。但这孤独的本质，正是知识分子的边缘性。也正是在这样深绝的孤独中，知识分子才能重新看清社会的复杂性与真实面。
知识分子不是远离尘嚣的隐士
我为那天的坦诚却似乎有些离题的分享，取了个比较文学的题目——土地与天空：培养知识分子的教育理念。“土地”象征我们所站立的现实：新加坡这片高度制度化、效率至上，却始终是我们热爱的土地。“土地”更象征责任与对社会的深切关怀。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远离尘嚣的隐士。他必须理解脚下的土地——理解社会结构、理解人的困境。但仅有土地还不够。
“天空”则是我们的理想：一个允许批判、尊重多元、鼓励独立判断的成熟社会。“天空”堪称思想的自由、理想的高度与精神的独立。所以，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就是要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在更广阔的天空中展翼——既不完全融入权力核心，也不完全逃离权力核心，而是以卓识之智、独立之思、仁爱之心，在边缘处不断提出必要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答案，甚至以行动来实践这个理想。
新加坡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须要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以这样的目标培养我们的学生：脚踏土地，心怀社会，能承担责任；仰望天空，追求真理，能坚持理想。土地与天空之间，正是我们教育的真正使命，也是我们共同的未来方向。
作者从事语文教育和本地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