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从明年起，16岁以下孩童将被禁止开设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凡使用社媒，必须在父母陪同下进行。马国政府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未成年者免受网络犯罪侵害，例如色情内容、诈骗行为，同时也希望减少网络霸凌、骚扰，以及各种可能造成心理创伤的问题。
马国校园霸凌事件频繁，发生在沙巴的少女扎拉离奇坠楼案，以及雪兰莪一所国中发生学弟刺杀学姐案，问题根源都指向现今青少年沉迷于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马国政府迅速反应，订立法规管制社交媒体，限制未成年者使用手机；教育部同时增订学校课程纲要，加入品格教育。多管齐下的策略，到底行不行得通，舆论的反应不一。
澳大利亚是马国仿效的对象。澳洲将从12月10日起强制部分社媒平台移除16岁以下用户，否则将施以巨额罚款。新加坡刚宣布，从明年1月起，所有中学生在学校时，于任何场合都不得使用智能手机和手表。此前，多个政府部门联合推行茁长SG（Grow Well SG）计划，鼓励儿童与青少年建立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重点措施，就是严格限制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如手机、平板、电视等）的时间。
社媒是不是青少年“数码迷途”的根源？社媒平台和政府以及民众各有看法。2020年Meta与尼尔森合作进行“水星计划”，评估用户停用脸书和Instagram后的心理变化。内部报告显示，停用一周后，用户抑郁、焦虑、孤独感减少，但Meta未公开结果，也未继续研究。
尽管Meta研究证实平台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公司却向美国国会称无法量化对青少年的伤害。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Motley Rice遂代表全国学区，控告Meta、谷歌、TikTok等公司隐瞒产品风险，欺骗用户、家长和教师。
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指出，幼儿的屏幕使用时间与认知发展密切相关。研究显示，过度且不当使用电子设备，可能导致儿童语言能力较弱、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此外，沉迷屏幕也常常压缩其他关键的发展活动，如睡眠、运动和社交互动。
澳洲与新加坡的相关措施成效如何，目前仍需时间观察和评估。成败关键之一在于社媒平台的配合力度，以及家长是否愿意积极承担监督与引导的角色。
马来西亚政府多次要求社媒平台配合执法，但大多未见成效。这次限制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媒，有人担心平台和用户仍有漏洞可走，措施不一定立竿见影。为此，马国政府将父母纳入监管责任，假设父母会陪伴孩子使用社媒，给予指导和保护。
然而，并非所有父母都具备足够的“数码素养”，难以有效承担监管责任。况且，如今的孩子几乎是数码原住民，从小就接触各种屏幕设备，许多更是在父母默许下长时间沉浸其中。他们使用网络工具的熟练程度，往往超越父母甚至大多数成年人。如今要求父母反过来监管，恐怕力不从心、鞭长莫及。
至于学校教育的责任，马国明年推行的品格教育，将是塑造具备多领域品德意识的新生代的试验场。马国学校现在教导的道德教育（回教学生则学习宗教课），课程一般是照本宣科，为了考试而学习。因此，原本属于道德教育课纲范畴的品格教育被独立出来，细化落实到各学科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中，意味着要将核心素养或相关教育理念，具体转化为各学科可操作、可评估的教学目标，实现理念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与内化。
其中，课程内容应纳入数码素养及网络安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与风险辨识能力。此举也有望更有效地配合通讯部限制社媒使用的政策，形成家庭、学校与政府三方联动的教育生态。
无论是马国，还是新加坡和澳洲，甚至其他国家的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和网络工具的措施，都是旨在提醒社会，正视未成年人在网络中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也促使社媒平台、学校与家长重新思考自身在数码时代应承担的责任与角色。
若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同时，能同步推出面向家长的数码素养课程、要求社交平台设立更完善的家庭使用模式、强化学校的心理辅导体系、提升执法单位的跨国合作能力，并结合社会长期的教育推广与公共讨论，这项政策就有机会成为推动网络环境改革的起点。
总的来说，社交媒体、网络及各类通讯工具已深度融入现代生活，不可能也不应被一概否定。更重要的是，随着科技发展，网络与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已在推动教学质量与学习效率方面展现积极成效。我们无须因它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而因噎废食，而应着眼于构建一条更安全、健康且具实用性的数码成长路径，让下一代更有能力驾驭科技，而非被科技左右。
作者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