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成功的背后是否真有一套深谋远虑的国家大战略？与仅用一代人完成工业化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如韩国和台湾不同，多项指标表明，中国至今仍处于“半边缘”发展中国家的位置，距离完全现代化至少还需一代人的努力。
官方坚持将中国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并非谦辞，而是现实判断。
中国崛起含有相当偶然性。若非九一一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或早已启动新冷战。那样一来，深度嵌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和平崛起之路将更加曲折。更关键的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大国崛起”势头虽盛，外交失误却频仍。对国际事务的陌生与认知偏差屡屡显现，不仅损耗国家利益，也暴露出战略思维的短板。
这一切不禁令人追问：过去40年的腾飞，究竟出于战略自觉，抑或仅是历史的偶然恩赐？
既往战略框架已不合时宜
在大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深度往往比短期政策更为关键。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战略，不仅使国家难以把握真正战略机遇，也容易在外部环境突变时陷入被动。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大体遵循这样的优先顺序：对美关系为重中之重，周边关系次之，第三世界关系再次。
在这一战略结构中，欧洲几乎被忽视。然而，正是在后冷战初期的单极时刻，欧洲的多极化外交理念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期待，曾为中国提供一次罕见的历史机遇。欧洲普遍主张解除天安门事件后的武器禁运（但因遭遇美国激烈反对而未果），并希望与中国共同推动更加均衡的世界秩序。
中国却未能珍惜这一善意，也未在战略上推动与欧洲的实质协作，错失与欧洲共塑多极格局的最佳时机。这一机遇并非短暂的外交红利，而本可成为中国和平崛起大战略的关键支点。正是对欧洲实力的低估及对欧洲战略价值的长期忽视，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无论是1999年至2000年的入世谈判，还是今日乌克兰战争中的外交被动，皆根源于同一误判，并在时间的推移中，将欧洲一步步推向美国阵营。这在大战略意义上，无疑是一场灾难性的失策。
冷战结束后，中国对美的战略价值急剧下降，中美非敌非友的格局遂成常态。然而，中国外交长期受和平理想主义驱动，误以为经济相互依存，足以带来持久和平，低估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逻辑，及“改变中国”的理想主义冲动。结果，中国对美国终将转向遏制缺乏警觉，反而沉迷于“中美关系好，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的自我安慰。
外界往往高估中国的战略智慧，误以为成功必源自深谋远虑的总体布局。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战略思维日趋功利与短期化，缺乏培育真正战略理性的机制，支撑大战略的思想资源更是匮乏——这正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最深层的隐忧。
这种战略理性的缺失，不仅体现在对美关系上，也外溢至更广阔的周边与全球南方关系之中。在周边，摩擦与安全疑虑持续加剧，“以经济带动安全”的逻辑反遭侵蚀。台湾、东海、南中国海等问题已成为潜在乃至现实的冲突热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极为不利。
在第三世界，中国虽仍具影响力，但独具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难以成为发展中世界的典范。在攸关全球南方利益的发展议题上，巴西与印度反而更为活跃，是第三世界真正的领导者。中国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热衷世所罕见，暴露出半边缘依附发展的局限；这种经济全球主义（economic globalism）旨趣，与发达国家更近，却与发展中世界渐行渐远。角色的模糊，削弱中国作为“南方代表”的道义感召力。
种种迹象表明，既有的战略框架已难以为继。它所依托的国际环境、权力结构与理念基础皆在剧烈变动，新的大战略叙事迄今尚未成型。
后续成功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
中国的既往成功固然令人瞩目，但能否持续，方更具战略意义。当下的中国正陷入三重结构性困境。
其一是国际规则的制约。作为半边缘经济大国，中国迄今仍非全球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直言：“绝不允许中国这样的国家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近年来，欧美日三方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方案，几乎全面剥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策自主空间。视“发展利益”为核心国家利益的中国，对此却缺乏应有的敏感与应对。
其二是经济转型的困境。国家角色失衡问题依旧——在促进社会公正与经济再平衡方面，“强国家”缺位显著，“软性政府”现象普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惯性，使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经济再整合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国家创新体系依然滞后。这两大结构性缺陷，构成中国经济转型的致命软肋，也严重制约科技自主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其三是外部遏制的加剧。冷战结束伊始，美国便确立“防止再出现新的全球性大国挑战领导地位”的长期战略。至特朗普执政以来，技术封锁、供应链脱钩、联盟重组全面展开，核心目标皆在遏制中国崛起。中国虽力图以国内市场与科技自主应对，但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依赖，使它迟迟难以在思想与体制上，完成从“依附发展”到“自主发展”的转型。
三重困境叠加，使中国发展陷入内外交困之势——这既是大战略缺位的结果，也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大战略的缺位。
然而，决定一个大国命运的，从来不是口号与意志，而是资源与地缘的结构现实。中国能走多远，取决于它能否构筑战略安全的基石。
资源与地缘：大战略的根基与边界
与20世纪和平崛起的美国相比，作为潜在的全球性大国，中国显然缺乏支撑自给自足型崛起的地理与资源条件。能源、粮食、关键矿产等战略物资的进口依存度居高不下，一旦外部通道受阻，国家经济安全与军工体系都将承受巨大压力。
“一带一路”倡议原意在于拓展外部通道与战略纵深。然而，事实表明，这一体系在和平时期或能带来经济回报，但在危机或战时，安全性堪忧。中亚、西亚、东南亚等通道皆穿越复杂的地缘格局，一旦遭遇封锁，脆弱性将暴露无遗。
更深层的掣肘在于外交误判所致的战略孤立。近年来，中国过高估计自身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出现“过度伸展”，引发广泛反弹。内宣化的“战狼外交”非但未能提升国家形象，反而削弱潜在伙伴基础。尤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模糊立场，使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原本可能保持中立的国家进一步靠拢美国，强化美国主导的遏制体系——这在战略上无疑是一场重大失策。
中国的困境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约束与外交失当（foreign policy mismanagement）叠加的结果。没有安全的能源与贸易通道，没有稳固的伙伴体系，再宏伟的战略构想也会沦为空中楼阁。大战略的根基，在于资源、地理与战略关系的可持续配置；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略自觉依然薄弱。
走向大战略：应对之道
真正的崛起不在于力量的外溢，而在于战略理性的自觉。
大战略并非对外斗争的技巧，而是国家长期目标与制度安排的总体设计。当代中国若要摆脱战略被动，必须在政治、外交与国家统一这三个维度上，重塑大战略的根基。
其一，政治的自我更新。
大战略能力的源泉，在于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与治理体系的韧性。政治现代化并非动摇稳定，而是通过透明与问责，提升治理的可预期性与社会信任。唯有建立能够约束权力、调节利益、激发创造力的制度，国家的内需潜力与创新能力方能真正释放。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仅在于动员能力，更在于能持续激发社会活力的制度设计。
其二，外交格局的重组。
中国的“半边缘崛起”前途多艰，但体量与影响已使美国难以单独遏制，必须依赖同盟体系。中国的大战略之道，显然在于削弱并重构这一体系。团结欧洲、实现与日本的历史性和解，是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天下三分的格局——欧盟主导的欧洲、中日联合主导的亚洲、美国主导的美洲——并非不可设想。此三极格局既可显著降低中美对抗烈度，又能为中国赢得战略缓冲，奠定和平崛起的持久支撑。
其三，国家统一与政治改革的互动。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法回避统一的历史任务，而统一必须同时具备政治与道义的正当性。若两岸能够在民主统一理念上达成共识，不仅可重塑国家认同，使和平统一不可逆转，更可成为撬动大陆政治改革的契机，为中国迈向自主发展的“民主发展型国家”奠定基础。
大战略的本质是文明的自我设计。它要求国家在权力、制度与价值之间找到平衡，使增长与公正、安全与责任并行不悖。若将崛起仅视为实力的积累，忽视制度的更新与理念的升华，这种崛起终将难以为继。
未来的中国，唯有在开放与自主、传统与现代、民族利益与全球责任之间重新找到平衡，方能走出“机会型崛起”的阶段，迈向由制度稳固、社会包容与战略深远所支撑的持久复兴。
那方是中国真正拥有大战略的时代。
作者是旅英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