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fordability”（可负担性）这个原本属于经济学教科书里的词汇，如今正成为全世界富裕社会的核心语汇。美国近期几个州及市选举，执政的共和党被打败，分析家咸认民生困苦有以致之。从纽约、伦敦、悉尼、旧金山、上海、香港或台北，耳边的抱怨其实都如此相似：为什么我们越努力，生活却越难负担？
从居住成本、医疗支出到日常餐饮与交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变贵，而薪资增速远远追不上物价波动。这不只是通货膨胀问题，而是一整套经济与政策体系的失衡。
Affordability已不再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衡量社会稳定、代际信任与政府正当性的关键指标。
这股怨气正在世界各地复制。在英国，年轻世代被称为“Generation Rent”（租世代），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难以拥有自己的居所。在美国，除了少数科技高薪族外，连中产家庭都被高房价与医疗支出压得喘不过气。加拿大主要城市的租金飙涨，台北与首尔的青年则几乎放弃买房梦。Affordability已从地方性议题升级为全球化的社会焦虑。
这不仅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更是政治决策者长期忽略结构性风险的后果。资金宽松与资产泡沫，让政府得以暂时维持就业与消费的表象，却以牺牲可负担性为代价。对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明天的生活会更贵，未来的梦想更遥远。
房源有限、基础建设滞后、都市政策缺乏协调，结果是更多的人争夺更少的资源。市场价格因此飙升，而原有居民则感觉自己被挤出城市的核心生活圈。这样的压力直接反映在政治版图上。面对生活费上升，选民不再满足于口号式的“经济成长”或“数码转型”，而是要求政府能实质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负担。任何政党只要不能对“可负担性”提出具体解方——无论是住房、交通、能源还是教育——就必须准备承担政权轮替的代价。
中产阶级的压力正改变世界政治重心。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的稳定依托于一个信念：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拥有体面的生活、可预期的房子与安稳的退休。这种信念是民主制度的基石。然而，如今这个信念正在崩解。高房价让年轻人延迟成家生子；高租金让家庭开支失衡；能源与交通价格上涨压缩了所有人的可支配收入。公司虽然在财报上仍有获利，但薪资与劳动条件的改善微乎其微。被挤压的中产阶级，正转向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不信任与反抗。
这就是“Affordability政治学”的诞生原因。如今的民主选举，不再围绕传统左右之争，而是分裂为能否“活得下去”的现实选择。政党若无法缓解可负担性危机，就算经济增长数据漂亮，也无法重新赢回民意。反之，那些能提出具体承诺、即使带着民粹色彩的政治人物，反而更能获得支持。
在这个被称为“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的年代，政府的支出压力越来越高，债务与税收循环成为新常态。为了维持福利与基建支出，国家不得不加税，进一步削弱中产的消费能力。这形成所谓的K型经济：少数受益于资产膨胀与政策补贴的群体愈富，多数依赖工资收入的人，资产却不断下滑。
未来政治由超市账单主宰
在这样的时代变局中，个人能做些什么？现实答案或许残酷——量入为出，存钱投资，不再寄望政府能为你解决一切。理财不再只是富人的课题，而是生存的基本技能。理性规划开支、分散资产、避免过度负债，变成面对结构性通胀的防御盾。
除了理财，还有更深层的心理调适。过去我们被鼓励“追求更好的生活”，现在却必须学会“定义什么是足够的生活”。在可负担性不断下降的世界里，节制与选择反而成为新型美德。人们或许不该再以“拥有”为幸福的衡量，而应以“可持续生活的自由”为目标。
政府若要重新赢回信任，必须脚踏实地，回到让人民能“负担得起生活”这个最基本的责任；如果做不到，那么换人执政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今日的全球化世界里，失衡的可负担性不只是经济数字，更是社会信任崩塌的前兆。
Affordability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中产阶级的焦虑，也揭露了过去10年宽松货币与房地产至上的后遗症。当人民用选票惩罚无力控制生活费的政府时，其实是在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如果政府无法解决可负担性的问题，它就失去了执政的正当性。
这不是简单的政策辩论，而是文明的压力测试。面对高成本时代，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在现实中重塑公平，如何面对经济的长期挑战，以及如何在变动中守住生活尊严。未来的政治将不再由理想叙事所主宰，而由每一张超市账单、每一次租金调涨、每一顿被迫放弃的外食构成。因为在这个时代，真正的选举议题只有一个——Affordability。
（作者是台湾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