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次在书本和新闻画面中，看过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圆顶馆遗址。但是，当自己亲自站在遗址前，读着“慰灵”碑文，想象着爆炸发生那一瞬间的情景，以及接下来种种可怕的后遗症，心灵还是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带着沉重的心情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走了一圈，看见一名中年白人男子轻敲和平之钟。空灵而悠远的钟声还在回荡着，白人男子坐在一角拂面擦拭眼泪。我虽然深深被这一幕触动着，眼泪却始终停留在眼眶里。来自曾遭日军暴行横扫过的地区的游人，在广岛和长崎追念原子弹受害者的心情，相信远比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游客复杂。
冠病疫情之前，我在耶路撒冷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几乎是屏息走完所有展厅的。纪念馆出口的设计，刻意安排访客在一个安静空旷、自然采光的空间内，先缓一缓激动的心情和整理思绪，才离开展馆。当时在那个房间里，我和广岛那名白人男子的情绪表现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今天再去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我的思绪应该会更加复杂。
20万名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以及600万名遭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爱着和被爱着的，跟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何罪之有，只因出生在那个时间和空间，竟遭到那样的不幸？然而，上千万名中国、朝鲜、东南亚地区的普通老百姓，又何罪之有？今天，那些和哈马斯没有关联的巴勒斯坦老弱妇孺，又何罪之有？为什么他们就得成为野心者刀俎下的鱼肉，任人宰割？
从个人层面来看，那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校园霸凌和家暴事件，同样让人心寒。根据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的“向攻击者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防御机制理论的分析，孩童在应对创伤、虐待或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中时，为了克服威胁和恐惧，可能会认同和模仿攻击者的思想行为，使自己变得更加安全和强大，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防御机制。渐渐地，他们可能从受害者转变成加害者。
这些孩童没办法选择出生的家庭或所处的环境，他们何罪之有，竟在本该天真烂漫的岁月里，遭到霸凌或虐待！这样的遭遇固然让人痛心疾首，然而，后来被他们霸凌或施虐的对象，又何罪之有，为什么活该被欺负？当然，不是所有的加害者都曾是受害者，有的纯粹是仗势欺人，应受严惩。那是另当别论。
人往往会偏颇地强调自己遭到伤害的不幸事迹，以博取别人的同情，或者合理化接下来的恶劣或报复行为。至于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和犯过的错，或轻描淡写，或提都不提。国家如此，个人亦然，在受害的冤屈和加害的快感中不断循环，冤冤相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恶行辩解，不肯反省悔改。
因此，当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如果有人掌掴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掴，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没有多少人能接受这样的教导。耶稣当然不是叫门徒遇到攻击时放弃自卫，而是劝他们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价值观当道的时代，不要以恶相向，而是以宽容和爱来对待恶者。耶稣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时，也选择以爱报恶，祈求天父饶恕那些加害者。
以德报怨，以爱报恶，谈何容易，但确实有人做到了。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时，公开原谅在狱中虐待过他的白人狱警。在我们的身边，也有默默无闻的人，选择终止被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仇恨。2023年，震惊全国的立化中学随机杀人案的受害学生韩喆凯的父母，就算经历极大的痛苦，也愿意给凶手的父母回信，表达饶恕，以安慰同样经历痛苦的凶手父母。
在这个怨气冲天、满腹愤恨的时代，多一些人关心爱与宽容的课题，对个人和国家的前进，就能多产生一点正面的作用。
（本地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