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的梅根（Megan Khung）死于虐待。她身上的伤痕、老师的担忧、社服机构手中的记录，这些零散的信号为何在制度的缝隙中逐渐消失？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调查报告，多个机构早已掌握梅根可能遭受虐待的迹象，却未能及时介入和阻止悲剧的发生。真相揭晓后，新加坡社会被迫面对一个沉痛的问题：我们的儿童保护体系，是否真的能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生命？
根据新加坡《儿童与青少年法令》，当儿童被认定“需要照顾与保护”时，社会福利署署长或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儿童保护官员，可向青年法庭申请“照顾与保护令”（CPO），将疑似受虐的儿童，暂时交由适当人士照顾或安置在安全处所，同时还可以交由注册医生或福利官，对他们进行健康评估与治疗。但在梅根的案例中，这一机制却从未启动，信息也没有顺畅传递，部门之间协作失效，最终造成悲剧。
香港经验或可借鉴
2018年，香港也发生过一起社会影响很大的五岁儿童被虐致死案件。此后，香港社会就不断有声音支持建立儿童受虐强制举报责任，或强制通报制度。
在儿童保护领域，所谓“强制举报责任”是指，怀疑或知悉有人虐待或忽略儿童，必须举报（即决定是否举报的专业酌情权有限），举报是一项法律义务，应该举报而没有举报的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香港立法会资料，2007年，国际防止虐待和忽略儿童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revention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向161个国家征求资料，包括是否有透过立法或政策方式，订定举报虐待儿童个案的责任。在72个有回应的国家中，49个表明在法律或政策上有订定责任，12个表明采用由专业人士自愿举报的做法。
香港中文大学2022年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香港市民支持引入强制通报制度。2024年，香港立法会终于通过《强制通报儿童虐待条例》，规定社工、教师、医护等25类专业人士，具有法律义务上报涉嫌儿童严重受虐或处于严重风险中的案件。条例将于2026年1月生效。这项立法明确规定“合理怀疑”（reasonable ground to suspect）为触发上报的门槛，规定上述专业人士一旦在职责范围内，怀疑儿童正遭受或将遭受严重伤害，则必须上报，应该上报而没有上报的，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上述专业人士也享有举报无忧的保护机制。
梅根事件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看到但未获得有效介入。每一个人都相信“别人会做”，最终却导致无人承担主要责任。这恰是“强制通报制度”所能弥补的裂缝，即将观察转化为法律义务。怀疑或发现虐待的专业人士，必须将疑点上报，而非选择沉默或等待。这些制度设计，正符合新加坡目前须要解决的问题：明确标准、减少犹豫、强化问责、提升数据透明度。
如何谨慎有为地引入强制通报制度
引入强制通报能将“察觉”转化为“行动”。在新加坡这样规模紧凑、连贯性要求高的社会，当教师、医护人员或社工发现异常情况时，法律义务可迫使信息迅速流向有权干预的部门。其次，它能统一前线专业人士的责任标准。若无法律义务，不同机构、不同个体对“是否要上报”的判断各不相同。立法将明确“应该做什么”，减少畏惧、减少拖延。第三，它可提供机制化的数据与追踪。通报制度令疑似虐待的案件被系统记录、分类，使政府和社会能够识别高危家庭、评估机构反应、持续改进系统。
但引入这项制度也不是没有风险。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强制通报可能导致大量低风险报告，造成资源消耗，稀释真正高危案件可用的资源。还有人担心，它会破坏前线专业人员与辅导家庭之间的信任关系。对此，其实可以参考香港及国际经验，并在设计中予以应对，例如制定分级回应制度；让被指定的专业人士参加识别虐待、报告流程、保护措施的培训；设立咨询热线支持其判断。还要确保当报告量上升时，必须有足够的儿童保护人员、社会工作者、跨部门响应机制，避免形成“有报告无跟进”的现象。
立法只是起点，制度改革更为关键。梅根的死，并非仅因法律缺失，而是因信息流通迟缓、部门协作缺乏、响应机制松散。如果仅引入强制通报而忽视这些系统性建设，效果亦可能甚微。因此，新加坡须强化跨机构合作、专业人力培训与扩充；同时，还应加强公众教育、预防为先。后续支援服务也须要加强，通报之后，不仅要启动调查，也应启动辅导、早期介入、家庭支持和提供社区资源等。
虽然强制通报制度不能终结所有虐待，但至少能确保，当下一个孩子出现伤痕、老师发现异常、医生或社工有怀疑时，不会再被忽视。在一个以安全著称的社会里，保护儿童不能仰赖偶然或运气，它应该成为制度上的责任，而非个人选择。引入强制通报，可以让制度成为孩子最可靠的守护者。
（作者是童书创作者、前媒体人）
